汉武帝独尊儒术，当时的诸子百家呢？

独尊儒术之前还有一个词，就是罢黜百家。显然，独尊儒术对诸子百家其它学派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包括对汉初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是，这也并非是其它学说被完全禁锢。事实上，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的儒家思想，已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学术史问题向来难答，今不揣浅陋，愿抛砖引玉。关于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学界有过讨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的确是在武帝时期，儒学发展迎来转变。

先是赵绾、王臧之属好儒学，武帝即位后，年纪轻轻，想干一番事情，也有心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当时好儒之风已经形成，武帝的舅舅田蚡当丞相的时候，就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专门聘请文学儒者。后来，武帝立五经博士，开读经做官之途，经学遂大盛于有汉一朝。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第一，武帝本人不过借助儒学点缀自己的政治事业。其本人所好其实颇杂，大抵还是喜刑名法家之说以及方术之类。董仲舒一代大儒，为人廉直，却不得重用，最终还是以修学著书为事业，而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不过会迎合武帝想法，“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最后位至公卿，以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侯拜相。由此亦可见武帝不过视儒术为粉饰太平之工具，为其所用罢了。顺便说一下，汉代真正纯用儒术是从汉元帝开始的。

（董仲舒像）

第二，汉代尊儒，是因为儒者能传经。其实，儒家亦不过诸子之一。经学典籍自古代而流传，儒者能进行整理研读，掌握文化事业的基础，所以受到重视。汉代的经学，是以六经为核心，吸收百家之言形成的一个系统学说。所以，武帝尊儒以后，对于诸子百家之言，不过是向上之路需要经过经学的浸润。但如果你不想做官，在民间可以独自发展。有汉一朝，诸子学说都有传承与演变。西汉后期，刘歆等在校图书时，把当时存在的典籍分为六个类别，分别是“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班固在后来修《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沿用这个分类法，还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可见所存图书颇为丰富，亦可从侧面印证汉代诸子之说未曾绝灭。

不过，形成以“六经”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毕竟与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不同了。最初学问由合而分，如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之说彼此相争，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吕氏春秋》、黄老道家都曾经想整合众家学说，直到经学体系的出现，道术至此又由分而合，完成一统。汉以后，玄学兴起，佛学东传，学术又起争辩，而这一期的综合一直要等到宋明理学的出现。

（图片皆来源网络）

汉武帝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完全就是后世儒家在编写史书的时候，给自己脸上贴金。

汉武帝对儒家有没有兴趣?当然有兴趣!

汉武帝对董仲舒欣赏不欣赏?自然也欣赏!

但也仅仅是欣赏和感兴趣罢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独尊儒术，更没有实际操作过。

否则，董仲舒就应该是留在中央当宰辅，而不是被汉武帝派去藩王那当老师了。

汉武帝派他去当藩王的老师，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利用儒家那一套君臣父子的理论，来劝说藩王老实点，别想着搞事造反。

实际上，汉武帝的核心执政团队都是由主父偃这样的纵横家和桑弘羊这样的理财专家组成的，外加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武将功勋。

哪怕是到了汉宣帝时期，儒家也压根起不了主导作用，宣帝甚至还批评过太子刘奭喜欢儒术——咱们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整个汉朝，文官集团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皇帝主要还是仰仗军事贵族。

历史上称西汉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是完全正确的评价。

汉武帝很重视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梳理学说思想导向。

西汉前期，虽然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的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各强调各的理论的正确性，这种各学派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显然阻碍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统一，对西汉的上层建筑没有什么作用。

汉武帝为什么非常重视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董仲舒的学说？关键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和儒家各派归在孔子名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百家嘲弄其为杂学，但董仲舒的学说合於西汉制度，便成了汉家的儒学。

董仲舒对《易经》的阴阳学和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加以改造和阐释，融合成为《春秋公羊》学，如“五行相生”，依次叫作“五行相胜”；《易经》阴阳学的基本观点为仁与义，董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德主生，阴主杀。董仲舒的统一论就是百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成为西汉思想文化的主要导向

从这里可以看出并非“独尊儒术”，他需要的是能统一思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哲学；诸子百家学说能为我所用，通过融合统一，也是汉武帝所希望的，董仲舒做到了汉武帝所想要的治世学问。西汉时期的“儒外法内”治世学问，也证明了这一点。